清朝哪个部门“油水最肥”？

    有北京民谣为证：“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哪天皇城根下出现一户暴发户，房子是新盖的、院子里新栽了树苗、墙上挂着现代人的画，那这户人家肯定是内务府的官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来钱快，上任没几天就能在寸土寸金的四九城置办高宅大院。衙门上下，“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贪赃腐败得就差公开往家里运官银了。有的衙门，比如负责供应京畿地区官粮的漕运衙门，经手的钱粮可能比内务府要多。但漕运官守着百万计的官粮，动不了手脚，揩不到油水干着急。所以说，既有钱又能揩油的内务府，当之无愧是古代第一肥缺。

　　那么，内务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衙门?凭什么那么有钱呢?

　　内务府是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为清代特有。

　　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建立了为自己和紫禁城服务的十三个衙门，由太监主管。顺治康熙交替年间，十三个衙门合并为内务府，逐渐形成定制，称“总管内务府衙门”，设置专门的最高长官“总管内务府大臣”。既然是“大臣”，就不能再由太监主管了，那由谁来主管内务府呢?考虑到内务府负责的都是皇帝的私事和家事，所以康熙任命皇室家奴(满族称包衣)来负责内务府。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所属包衣逐渐垄断内务府的大小官职。

　　内务府主要机构有“七司三院”，分别是广储、都虞、掌仪、会计、营造、慎刑、庆丰7个司，负责皇室财务、库贮、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礼仪、皇庄租税、工程、刑罚、畜牧等事;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院3个院，负责管理御马，管理皇室伞盖、鞍甲、刀枪弓矢等物，负责紫禁城、三海、南苑、天坛和其他苑囿的管理、修缮等。此外，内务府还管辖紫禁城三大殿，管理慈宁宫、寿康宫、御药房、寿药房、文渊阁、武英殿修书处、御书处、养心殿造办处、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掌关防处等。除了以上在京城的机构外，内务府还有诸多京外附属机构，比如江宁织造处、苏州织造处等皇室采办机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热河行宫、汤泉行宫、盘山行宫、黄新庄行宫等皇帝驻骅处和皇室财产。为了管理帝后妃嫔陵墓和有关祭祀活动，专门成立了陵寝内务府;为了管理沈阳旧皇宫，专门成立了盛京内务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内务府管理所有的太监和宫女。清朝成立敬事房，严格管理太监、宫女及宫内一切事务，防止出现宦官专权。敬事房也隶属内务府。所以，太监就和内务府利益攸关，并在之后内务府的沉浮强弱中站在了内务府的一边。

　　一言蔽之，一个皇帝从在娘胎里开始到死后定期领取子孙后代的冥钱，都离不开内务府。内务府机构因此极其庞杂，而且越来越庞杂，吃这口饭的人也越来越多，逐渐成了可以和朝廷的三院六部相互平行、相互抗争的官僚机构了。

　　当然，清朝皇帝也不是傻瓜，为了压制内务府，让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

　　比如内务府最重要的司是广储司。广储司就是皇帝的小金库，建了六个仓库储存皇室的所有财产，其中金、银、珠、玉、珊瑚、玛瑙和宝石等专门储存在银库里。银库因此被称为六库之首。皇帝对银库看得最紧，特地将银库设在紫禁城太和殿西侧的弘义阁内，安排了25人日夜盯着它，规定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才能开库。为了防止监守自盗，看库的人没有钥匙，钥匙由乾清宫侍卫保管，而且不只一把。开库时，必须由多名特定的官员在场，进出库房的人都得严格搜身;库房关闭时，必须由多名特定官员共同签字画押，并在锁上贴上封条。每月，内务府都要对皇帝六个库的收支出纳情况进行统计汇总;皇帝随时可能抽查，年底专门听取内务府的报告，每五年亲派不相关的大臣进行盘库。这仅仅是对广储司六库的管理制度，整个内务府管理之严、皇帝之重视可见一斑。其他的管理制度(比如祭祀贡品的数量、官学的伙食标准等等)更是汗牛充栋，能搬出一箱又一箱的文件来。

　　
　　理论上来说，内务府中人要想从皇帝的口袋里掏出一文钱占为己有都非常困难。

　　
　　皇帝选择出身低微的包衣充斥内务府，也是看中了这些家奴老实办事，与外界无涉，最不可能沾染朝野的贪腐习气，还不用给太高的工资。

　　
　　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压制内务府的管理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严苛，内务府的贪污腐败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内务府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哗哗地在皇帝口袋里往外掏银子。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

　　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补完了，道光皇帝问花了多少钱，内务府回答：三千两白银。道光听了差点背过气去。一个补丁竟然比一件龙袍的价格还要贵!内务府解释说：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一般的补丁大概五两银子就够了。

　　话说朝臣们看到龙椅上坐着一位打补丁的皇帝，上行下效，纷纷扎破官服打上补叮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的补丁，突然问他：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曹文正一愣，看看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他。曹文正头皮发麻，只好往海了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三钱银子当时都可以买一整套普通衣服了，曹文正心想：这下大概和内务府的太监们报给道光皇帝的“工价”差不多了吧。谁想，道光皇帝闻言惊叹道：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曹文正一下子就懵了。

　　谁想，道光皇帝继续问：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曹文正赶紧回答：臣从小有病，不能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钱。内务府给道光皇帝吃的鸡蛋一个多少钱呢?我们可以从光绪年间的“鸡蛋价格”佐证一下。光绪皇帝很喜欢吃鸡蛋。当时一个鸡蛋大概三四个铜板，但内务府的采购价格是三十两银子一个。一次，光绪皇帝和老师翁同龢闲谈，突然说：“这鸡蛋虽然好吃可太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吸取了曹文正的教训，赶紧推脱说：“臣家中只有遇到祭祀大典才吃一两个，平时不敢买。”光绪终生都以为鸡蛋很贵，连朝廷大官都吃不起。为此，他每年单单吃鸡蛋就要“吃”掉上万两白银。

　　以上就是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一招：低买高卖。

　　皇帝虽然给内务府规定了条条框框，但毕竟身居深宫，对正常的市场行情并不了解。内务府就从宫外平价买入(有的时候干脆就是抢)物资，然后高价报给皇帝(反正皇帝也不知道，大臣们一般也不敢说)。表面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违法甚至违规的地方。鸡蛋如此，补丁如此，工匠的工钱更是如此。中间的差价就成为了经手人员的“灰色收入”。每年，皇帝和紫禁城的“合法开支”就有四五百万两白银。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二招则是：直接贪污。

　　内务府的监管制度可谓严密，可制度是人执行的。内务府系统越来越庞杂，人越来越多，漏洞也越来越多，皇帝一个人根本管理不过来。加上内务府属于为皇室服务的，不受朝廷监察和司法机构的管辖，所以内务府弊端就犹如决堤之水、沃野荒草，汹涌蔓延开来。晚清吏部官员何刚德说：“内务府之职，如衙门之有庶务，即俗所谓账房也。账房有折扣有花账，已处处有弊。内务府之利百倍于此。”

　　光绪大婚的时候，有几位绣工托在内务府大臣家教私塾的同乡郭先生揽点内务府刺绣的活做。郭先生通过大臣的管家接了一件绣洞房门帘的小活。绣工们从内务府领来了缎子，用最好的绣线精心刺绣。整套下来，绣工们的原料、工钱加上利润，市价大约是五十两银子。

　　门帘交上去后，大臣的管家就让绣工们报个价，主动示意绣工们“多报一些无妨”。郭先生和绣工们就咬牙报了五百两，管家说太少了，再报多点。几个人就报了一千两的要价。账单交到内务府大臣手里，大臣又驳回，让再往高了报。郭先生就大胆报了五千两，几个绣工埋怨他报得太离谱了，会被驳回来的。谁知，内务府大臣拿到账单，摇摇头，亲自提笔在五千两前面加了“两万”。账单送到内务府，内务府照付两万五千两白银买那个门帘。内务府大臣扣下两万两，给郭先生五千两;郭先生拿出一千两酬谢相关人等，自己拿了三千两，把剩下的一千两给几个绣工。几个绣工心满意足，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最大的收入了。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三招是：工程揽财。

　　在内务府当官的人最盼望的不是升官，而是皇帝上马新工程。不管是修建一个戏台子，还是重铺某段道路，或者是皇帝下旨恩建某处寺院，都是内务府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良机。如果能负责上修缮陵寝或者宫殿的“好活”，整个家族几辈人的吃穿用住都不用发愁了。晚清时，紫禁城内搭建一个竹棚，这么个算不上工程的工程，内务府就用了四万两银子。工程揽财的招数可以说是集低买高卖、直接贪污等等之大成，最有学问了。

　　1874年初，同治皇帝准备重修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如果大的国家工程，自然需要朝廷拨款，可内忧外患的朝廷一贫如洗，哪有钱去修圆明园。这时，内务府奏称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有门道“报效”30万元的木材应急，请求授权他采办木材。同治皇帝满口答应了。李光昭便打着“奉旨采办”的幌子到香港和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购买价值54250元木材的合同，规定先付定洋10元，等法商将木材运到天津即付款。李光昭返回北京后，即向内务府谎报购买了价值30万元的木材。虽说是“报效”，内务府也折价给了李光昭部分“辛苦钱”。从内务府拿了钱，李光昭却不愿意给运货到天津的法商木材钱。如果是一般中国商人，被李光昭这个“空手套”给耍了也没办法，可法国人不干了，联系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闹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衙门。事发后，舆论哗然。结果李光昭被革职查办，李鸿章联合恭亲王、醇亲王和其他王公大臣联名上疏停掉了圆明园工程。至于已经被李光昭“套”走的木材款，就没有人追究了。

　　既然内务府腐败重重，弊端多多，就没有人想到整顿吗?

　　有!从皇帝到大臣，各个时期都有“整顿内务府”的声音。可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道光皇帝因为吝啬，所以对花钱如流水的内务府最不满，多有训斥。比如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曾经下令内务府安排御膳房作粉汤。等了多日没见到粉汤的影子，道光皇帝就召来相关内务府官员质问。相关官员诉苦说，宫廷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这几天正在筹措资金呢。道光皇帝大怒，一碗粉汤需要多少钱啊?官员回答，在御膳房中成立专门负责粉汤的机构，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一年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加上原料钱，皇上如果想吃粉汤得给御膳房每年增加六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冷笑道：“不必了，我登基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一碗两个铜板，内务府专门安排一个小太监，每天去前门大街买粉汤回来就可以了。”

　　又过了好几天，道光皇帝还是没见到粉汤，再次召来相关官员训斥。官员回答说，臣等近日去前门大街找遍了，没找到有卖粉汤的摊贩，这几天正打算跑远点去买呢。可是如果跑得太远了，粉汤端回来就不好吃了，所以正烦恼着呢。真实情况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了。

　　这个小故事透露了严重的问题：为了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内务府!此时的内务府已经恶性膨胀成了一股巨大的独立势力。在上面的事例中，内务府的逻辑是办任何事情都看能不能获劝好处”，得不到利益的事情不办。如何吃到粉汤是提出的问题，道光皇帝的解决方法是去买现成的，无疑优越于内务府的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人员、增加预算的生产方法。可惜道光皇帝的好方法让内务府的经办人员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相关官员宁愿多次挨皇帝的批评、派人驱赶商贩，也要逼道光皇帝接受内务府的方法。而道光皇帝所能做的抵抗，仅仅是不吃粉汤而已。

　　大家别忘了，皇帝成立内务府的初衷是让内务府更好地服务自己，可最后竟然指挥不了内务府了。整个系统已然异化成了独立于皇帝和朝廷之外、有独立利益和运转规律的恶势力。内务府是一方，人数众多，皇帝是一方，只有一个人。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对付皇帝一个人，千方百计地蒙蔽皇帝，为自己捞钱牟利。

　　内务府功能异化，机构腐败堕落的根子，还得回到皇帝身上来。皇帝为了巩固皇权，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个人和皇族事务的机构。皇帝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不能置于外人的监督之下。所以，这个机构不能让朝臣们染指，不能受到政府机关和宰相公卿们的管辖，只能对自己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皇权的神圣、神秘和权威，才能保护皇族的利益。这个思路在历代皇帝脑海中都有，历代也都有类似内务府的机构，比如汉代的少府、唐明的宦官机构等，清朝只是将它发展到了极致而已。但是清朝的皇帝们忽略了，凭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管理、监督那么庞大的内务府呢?
　　
　　皇帝也担心内务府不忠诚，所以挑选了粗俗没有文化、地位又低的包衣家奴们。他们和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隔阂有距离，又必须仰仗皇帝，很适合一心处理皇室的私事。可从相反的角度说，包衣素质低下使他们在贪腐时没有通过科举上来的文官们那样有负罪感，内务府官员和朝野官员之间的隔阂又助长了内务府的独立性。

　　更严重的是，内务府随着皇权的增强而膨胀。成立之初，内务府大臣为三品官，雍正年间升为正二品，地位逐渐突出，到清朝后期，内务府大臣除了从本府郎中、宫廷侍卫中升补外，王公大臣、尚书侍郎也常常被特简为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官员出任地方督抚和中央阁员的也很多，一些附属机构(比如江南织造)还被赋予了其他的政治使命。至此，内务府官员不仅建立了系统内的独立王朝，还通过自身升迁、外调、系统内外的联姻，势力盘根错节，异常强大，让有志于整顿内务府系统的人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阎敬铭也犟上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

　　光绪皇帝查办不了内务府的中级官员(郎中庆宽)的例子，更是暴露了同时期的内务府势力之强。庆宽得罪光绪是因为他把捞钱的手赤裸裸地伸到了光绪的私房钱包里。光绪曾想打四个镯子给慈禧太后作生日礼物。庆宽作了四个样品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都很喜欢，然后又拿给光绪皇帝看。光绪问需要多少钱，庆宽说需要四万两银子。光绪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岂不是要抄我家了?”原来，光绪辛辛苦苦攒了四万两私房银子，不放心内务府，就存在宫外的钱铺里吃利息。庆宽一开口就要走他全部的私房钱，光绪又不得不给，自然恨上了庆宽。

　　庆宽这个人巨贪，而且高调地贪污，大报花账，气焰逼人，尤其是在慈禧六十大寿期间主持庆典处，一个人包揽一切器物的采办，大发其财。这样，庆宽断了他人的财路，得罪了包括同僚在内的许多人。有个满族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还说他假冒太监。两条罪都是杀头的大罪。

　　光绪不管是真是假，随即批复严查，组织了专案组，一心要杀庆宽。可是查了许多天，专案组没有查到可以定死罪的证据(估计庆宽贪污是真，篡位是假)。光绪反复询问专案组，苦于没有真凭实据，只能降一等给庆宽办了一个“违制”的罪名。原来，庆宽在家门前立了块“下马石”，属于不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享受的待遇，违制罪名成立。光绪马上将庆宽“革职抄家”。

　　过了一段日子，“江西盐法道”出缺，吏部公选推举接替官员。大家一致推选的新任道台竟然就是被革职的庆宽。庆宽被光绪从内务府赶出来，竟然摇身一变，升了官(正四品)、掌了实权(盐法道台)。其中的权力运作和人事关系，想必光绪皇帝也没有搞清楚。

　　民国政府每年“优待”溥仪的四百万元，全都交给内务府。进入民国后，内务府每年都哭穷叫苦，抱怨四百万元不够花销。半个世纪后，溥仪依然对当年只负责退位小朝廷的内务府心怀不满，因为进入民国后，内务府的开支竟然超过了慈禧太后时期的最高纪录。民国四年(1915)内务府本身的开支达到264万两，而慈禧时期内务府开支不足百万两。更让溥仪不满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溥仪曾经要买汽车、装电话，内务府都拒绝了。而内务府中人却开起了古玩店、钱庄、当铺、木厂等等买卖。清亡之后，前清宗室贵族和一般旗人生活潦倒，常常爆出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娼门的社会新闻来。北京城的亲贵旗人们原本就怨声载道、情绪激动，而内务府的贪污自肥无异火上浇油，激化了满族上下对他们的不满，整治甚至惩处内务府的呼声日益高涨。

　　举报内务府的材料很快堆到溥仪的案头。比如有人披露：“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察其出言则一意磨楞，观其接待则每多繁缛;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更有人说内务府的人常常厚颜无耻地叫嚣：“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的养活我们!”

　　内务府众人不知收敛，反而一味敛财。清朝灭亡，内务府少了许多内外勾结、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的机会，他们把贪腐的目光只能投向紫禁城里面。紫禁城收藏着明清两代帝王聚敛的财富，金银玉器文物古董数不胜数。内务府的人俗，能想到的发财手段就是偷盗和转移财富。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荣源曾经抵押了宫中的部分金器，换款80万元。具体都是什么金器呢?其中40万元是给十六个金钟(共重111439两)估的价。平均一两黄金三块六毛钱。单从黄金价格上来说，这个估价低于市场价格，更何况抵押品还是金钟。另外40万元的交易则近乎是白送。清朝十三位皇太后、皇后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重10969两多)，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重883两多)，还有嵌镶珍珠1952颗，宝石184块，玛瑙碗等珍品45件，内务府总共只要价40万元。这样的抵押，简直是变相地把宫内财富当做垃圾卖给宫外的关系户，已经不仅仅是盗取皇室财产的问题了，而且涉及破坏、盗窃国家文物了。这样的财产转移，内务府经常进行，一旦借口开销紧张就把紫禁城的金银财富文物古董拿到宫外“抵押”。每逢此时，就连社会上的报纸都看不过去，大张讨伐，内务府免不了出来辟谣或解释，成为坊间一大谈资。

　　溥仪多次整顿过内务府，可惜都无功而返。先是从宫外找了一个人，“空降”为内务府大臣，结果只干了三个月就“回家养病”去了。后来，溥仪遇到了郑孝胥，被郑孝胥的忠心和能干所打动，破格任命这位汉族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
　　
　　溥仪和郑孝胥都对整顿内务府信心满满，一心要革除弊端、开源节流。郑孝胥甚至都计划好了，改革后的内务府只要保留四个科就可以了。他一上任就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安排信得过的人接任。可从此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没钱，要东西找不到东西，堆积如山的账本成为纸纸空文。锐意改革的郑孝胥又采纳一个司员的建议，将宫中各处祭祀的大批果品糕点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节省资金。宫中数以百计的太监就是靠供品“创收”的，郑孝胥罢供品将这些太监全都得罪了。如此一来，郑孝胥的“新官两把火”就使自己成了整个内务府系统的敌人。有人给他寄恐吓信：“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

　　与此同时，溥仪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帝师”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

　　郑孝胥等人不后退，依然执着地“钉”在内务府。内务府上下对此恨之入骨，决心扳倒他。走溥仪皇帝的路线看来是不行了，他们就从外部入手。很快，民国国会里就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皇室优待条件，还要接收紫禁城。理由除了溥仪参与张勋复辟外，还有非法“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放手让郑孝胥整顿内务府的同时，请人清点紫禁城收藏的字画古玩。不清点还好，一清点宫中的好东西越来越少。铜器玉器、书法藏画、金银珠宝源源不断地流到宫外去，在文物市场上公开叫卖，轰动了中外。这些舆论反过来给溥仪、郑孝胥等人很大的压力。民国内阁内务部还颁布了专门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溥仪曾和郑孝胥等人商量将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换取稿费支持“光复大业”。结果，这批书被民国当局全部扣下了。

　　最后，溥仪的生父载沣出面了，告诉溥仪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而内务府大臣绍英带着一如既往的恭顺和胆小怕事的样子，告诉溥仪说民国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也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就没办法帮忙了。溥仪害怕了，郑孝胥主动“恳请开去差事”，只做普通的宫廷顾问。而内务府的印钥，最终归了绍英。一场声势浩大的内务府整顿计划无疾而终，从此再也没有新的整顿计划了，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民国政府收回紫禁城，内务府就此寿终正寝。原先的大小官吏拿着贪腐来的钱，该干吗干吗，各奔东西了。

我可没有比较，老鹰自已交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