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1592年，布鲁诺因坚持自己的宇宙观，被威尼斯教廷收审。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近200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清易代，完成了又一次改朝换代，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从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 ”理”却有天壤之别。

    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决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