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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梦回唐朝——唐朝历史全攻略
归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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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唐朝——唐朝历史全攻略
来源:浙八味

唐朝历史简述
  
  唐朝(618—907)
  
    唐朝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强盛和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其疆域之大,境内民族之多,都是空前的。唐朝的历史可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为界,“安史之乱”以前为唐前期,是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时期;“安史之乱”以后为唐后期,则是分裂割据、国力日衰时期。
  
    一、唐初的主要制度
  
    唐初所行制度,基本上沿用隋制,但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因而比隋制更完善,更严密,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1.政治制度
  
    唐初,中央的主要机构为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太宗时,又在州之上设道,作为监察区。
  
    三省六部制 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
  
    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宰相们平时在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更便于发挥整个统治集团的意志。
  
    一台五监九寺 一台即御史台,掌监察中央和地方官吏,参预大狱的审讯。五监即掌文教的国子监、掌皇家手工业生产的少府监、掌土木工程的将作监、掌制造军器的军器监和掌水利建设的都水监。九寺即掌礼仪祭祀的太常寺,掌皇室酒醴(lǐ李)膳羞的光禄寺,掌兵器仪仗的卫尉寺,掌皇族谱籍的宗正寺,掌皇帝车马和国家牧政的太仆寺,掌刑法断狱的大理寺,掌国宾、礼仪的鸿胪寺,掌国家仓廪储备的司农寺和掌财货,贸易的太府寺。
  
    州县和道 唐初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仍为州县两级制。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为县令,县下设乡,乡下设里。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又分全国为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
  
    2.府兵制
  
    府兵是唐初的主要军事力量。其编制的基本单位是折冲府(又称军府)。府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军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府兵称卫士或侍官。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各设率一人,隶属于太子。军府最多时有六百三十四个,约百分之四十分布在京师所在的关中,以便中央政府手握重兵,控制四方。府兵必须凭尚书省兵部的兵符才能调拨。战时由皇帝命将率军出征,战争结束,将领回朝,士卒归府,将无常兵,难以干预国政。
  
    唐代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卫士二十一岁入军,六十岁免役。征点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①。府兵农忙时生产,农闲时操练。其经常性任务是轮流到京城宿卫(称为“番上”),或到边境和内地的要地戍守。战时则应征作战。卫士服役期间,免除其自身的租调,但衣装、口粮和大部分兵器都要自备。府兵制虽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卫士个人的负担却很沉重。在均田制破坏的过程中,此制亦随之破坏,后为募兵制所代替。
  
    募兵(又称兵募)在唐初不是常备军,只是战时才临时招募,后来逐渐制度化,成为常备军。另外,还有北衙禁军,其主要任务是守卫皇宫。
  
    3.科举制
  
    科举制始创于隋朝。至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地方上设有州、县学。学生称生徒,学习成绩好的,由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
  
    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另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常举的应考者有两个来源,一为生徒,即由各级各类学校保送者;二为乡贡,即经州县考试选拔的自学者。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对儒家经典的记忆,比较容易;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很大,而且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因之最受重视。人们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说明考中进士之不易。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
  
    制举是为了搜罗非常人才而临时设置的考试,不常举行。所设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一百多种。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应考,录取者优予官职或提升。
  
    科举制有利于庶族地主参政,进一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4.土地与赋役制度
  
    唐继隋末大乱之后,人口死散很多,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经济凋弊。唐朝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保证赋税收入和徭役调发,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均田制 均田令规定:继续实行均田制,庶民依据户籍授田。人三岁以下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授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要还官。老男、残废、重病者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为户主,加授永业田二十亩。和尚、道士授口分田三十亩,尼姑、女冠(女道士)授口分田二十亩。工商业者的永业田、口分田减半授给;若在狭乡(人多地少地区)则不授。狭乡农民亦减半授田。
  
    贵族和官员授田另有规定:最多者为亲王,可授永业田一百顷,最少者为武骑尉,可授永业田六十亩。各级官员另有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其收入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各级官府还有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以其收入作为办公费用。职分田和公廨田在原任官离职时,则由新任官接管,不得出卖。
  
    土地买卖受到严格控制。但官僚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出卖;百姓的永业田在人死家贫无力埋葬时亦可出卖;百姓的口分田在由狭乡迁往宽乡,或者卖充住宅、邸店、碾硙时,亦可出卖。买地者不准超过本人应占田限额。
  
    唐代的均田制和前代一样,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并不触动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所谓授田,主要是从荒地上调拨。地主占田往往逾限,而农民大多授田不足额,甚至有些地区每户农民有田不过十亩、五亩。虽然如此,但农民在均田制下毕竟得到了一些土地,而且均田制禁止随意买卖土地和无限占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经济的作用。所以均田制的实行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租庸调法 租庸调法是唐前期的主要赋役制度,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按丁征收。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称为租。每年植桑区交纳绢二丈、绵三两,种麻区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闰月加二日。如果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全免。额外加役最多不能超过三十天。隋朝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才能以庸代役,而唐朝将此加以推广并制度化,并规定了役期的最高天数。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5.法律
  
    唐代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典。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田令》等。式是各项行政法规,办事细则,如《水部式》等。格是对律、令、式所做的补充和修改。律、令、格、式互为补充,以律为主,同时并行。
  
    唐律是直接从隋《开皇律》发展而来的。唐律从唐高祖时开始制订,到唐太宗时修订完成。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对律文加以解释。释文称为“疏”,具有和“律”同等的效力。二者合编,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
  
    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刑名有笞、杖、徒、流、死等五种。在量刑定罪上,唐律比隋律又有所减轻。
  
    唐律的基本精神是维护封建统治,亦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定为“十恶”。对属于“十恶”的罪要严惩,而且大多不能减、赎,有些甚至遇大赦也不能免罪。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剥削,唐律对隐匿户口、谎报年龄、私自出家以及不按期交纳租调服徭役者,规定了各种刑罚。唐律还规定了贵族、官僚、平民、部曲以及奴婢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贵族、官僚犯罪可以减罪、赎罪以及用官抵罪。平民如果冒犯贵族、官僚,要加等治罪。主人可以任意殴打部曲甚至打死。主人只要报请官府,就可以杀死奴婢。
  
    二、贞观之治
  
    唐高祖李渊只当了九年皇帝就将皇位传给次子李世民,自己退入后宫当太上皇去了。李世民为建立唐朝立有巨大军功。他与其兄、太子李建成都有继承皇位的要求,明争暗斗激烈。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李建成,争得太子之位。不久,其父又将皇位传给他。他即位后,于次年改元贞观。贞观共二十三年,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力强盛,边境安宁。史家称此时为“贞观之治”,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太平盛世”。
  
    李世民死后,谥号为“太宗”,史称唐太宗。唐太宗(626—649)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所谓“贞观之治”,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所发展之外,还有如下的四个重要特点:
  
    1.唐太宗君臣论治
  
    唐太宗经常与其大臣们论古说今,总结历史经验,以改善统治。他很重视强盛的隋朝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一事,经常议论隋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他们还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参与论治的主要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马周等人。
  
    唐太宗曾多次引用荀子的话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①魏征也曾说,强盛的隋朝之所以速亡,就是由于隋炀帝“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②他们认识到一个政权如果过分暴虐,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就会被人民推翻,所以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要有节制,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唐太宗君臣论治的范围很广,涉及到加强、巩固封建统治的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多收入《贞观政要》一书。因而该书深受后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2.选练举贤
  
    选贤任能 唐太宗在用人方面坚持“选贤任能”的原则,不因亲故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或曾是政敌而舍贤才。不拘一格,因材致用,因而从各阶层、各集团搜罗了许多人才,他重用的一批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李勣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或军事家。
  
    唐太宗认为地方官直接管理人民,与天下治乱有直接关系,所以非常重视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察。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宫内屏风上,随时记其功过,以备奖惩。
  
    兼听纳谏 唐太宗很重视听取大臣的意见,注意兼听众议,虚心纳谏。他还鼓励大臣直言极谏,因之一时朝廷上出现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大臣魏征曾对唐太宗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①唐太宗很赞成此说。常对太宗进言的大臣以魏征最为著名,而且敢犯颜而谏。太宗有时想不通,十分生气,甚至还很恼恨;可是转念一想,又认为魏征是对的,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后来魏征去世,太宗十分难过,也很怀念魏征。太宗曾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②太宗兼听纳谏,纠正了不少错事或错误意见,防止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使政治保持清明。
  
    3.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唐太宗时,君臣们都很重视实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残酷剥削人民的“亡国之主”是咎由自取。如他说:“齐主(北齐后主高纬)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齐主是也。”③
  
    唐初的赋税徭役都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是力役减轻了很多。在征发力役时,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
  
    唐太宗即位之初,关东、关中各地连续数年发生水旱霜蝗等灾,灾民很多。太宗下令免除受灾地区的租赋,开官仓赈恤,并准许灾民到非灾区就食,还拿出御府金帛为因灾荒而出卖子女者赎回其子女。
  
    为减轻人民负担,太宗精简政府机构,把中央官员从二千余人减少到六百余人,并省了许多州县,还节约了政府开支。
  
    唐太宗曾派使者到突厥,用金帛赎回隋末被突厥虏去的男女八万余人,还放出宫女三千多人回到民间,这些都对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社会劳动人手起了作用。为解决耕畜不足,曾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互市”,换取了大量马、牛,用以耕田。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使农业生产连获丰收,米价最低时每斗不过三、四钱,流散的人民逐渐返回故乡。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出现了一派太平景象。
  
    4. 华戎同轨 爱之如一
  
    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唐太宗虽曾多次派兵反击突厥、吐谷浑等的侵扰,并进而征服了突厥、吐谷浑等,但他主要还是采取以怀柔为主的羁縻政策。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①对于依附的各族,他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注意保存其部落体制,尊重其习俗。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任命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以统辖本族。不但基本上不征税,而且还经常给各族贵族以大量赏赐。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很信任,不少人被授以高级官职、册封爵位。还帮助他们的部属,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他通过“和亲”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又开通通往西域的大碛道和通往北方边疆地区的参天可汗道,以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为唐朝树立了声威。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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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则天主政
  
    1.则天称帝
  
    武则天(624—705),名曌(同照),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其父武士彟(huò获),隋末为武官,从李渊进入长安。唐初,官至工部尚书。武则天自幼聪慧机敏,兼通文史。太宗时入宫为才人,时年十四。太宗死,她削发为尼。
  
    高宗即位,召入宫为妃。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皇后,立她为皇后。则天自入宫后,因高宗长期生病,她即参预国政,不久又掌握大权,与高宗并称“二圣”。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死,立第七子(则天所生)李显为帝,是为中宗,则天以皇太后临朝称制。
  
    次年,废中宗,立豫王李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为帝、是为睿宗,则天继续临朝称制。这时,一些失意官僚以徐敬业为首①,打出拥护唐朝李氏的旗号,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掌权,叛军众至十余万人,一度攻下润州(今江苏镇江)。则天坚决以武力镇压,当年即将叛乱平定。永昌元年(690年),则天又废睿宗,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自称“圣神皇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2.武氏政绩
  
    武则天自入宫为妃掌权,到自立为皇帝,共主政五十余年。旧史骂她“牝鸡司晨”,给她编织了许多罪名。甚至说“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她主政时,基本上继续推行唐太宗时的各项政策,因之使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为此后唐玄宗时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基础。她的主要功绩如下:
  
    削弱士族,扶植庶族 武则天打击削弱士族势力,提拔重用了许多庶族出身的官吏。废除唐太宗时所撰《氏族志》,另修《姓氏录》。打破以往士、庶界限,按照现任官职的高低,另立门第序列。以高级贵族至尚书仆射之姓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都以品位高下序其等级,共九等。凡有军功至五品的,不论出身,都升入谱中,列为“士流”。削弱士族,扶植庶族,具有进步意义。
  
    改进科举制度 武则天增加进士科的录取人数,开创殿试制度,亲行殿试。以文词取士,不重经学。还曾增设武举。这些做法都为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有文武才能的人大开仕进之门。
  
    选贤任能 武则天很喜欢正直而有才能的人,又肯破格选贤任能。当时的名相狄仁杰、张柬之,后来开元时期的名相姚崇、宋璟等,都是她选拔的,有的得到重用。徐敬业举兵反叛时,发表了一篇《讨武曌檄》,此文措词激烈,用语刻毒,不仅历数则天种种“罪恶”,还对她个人的品德及私生活进行了恶意歪曲和疯狂攻击。最后还骂她“包藏祸心,窃窥神器。”而以“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样的语句煽动人们反对她。可是则天读此檄文之后,不仅未发怒,相反的却询问写此檄文的是谁。在得知是一曾任八品小官的骆宾王所写时,她惋惜并抱怨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①
  
    勤课农桑 武则天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一再下令勤课农桑。州县田畴垦辟,户有余粮的,官长可得升迁;为政苛滥、户口流散的,官长要受惩罚。在她统治期间,户口增殖,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四、玄宗励精政事
  
    1. 李唐复国
  
    则天主政期间,李氏皇族、宗室和许多保守派官僚都激烈地反对她,欲将她置之死地而后快,因之朝内朝外和宫廷之中,斗争剧烈而残酷。武则天杀死了不少以欲“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②为己任的反对派人物。当然其中也有诛杀不当之事。这在当时,成为她的重要“罪状”。又她重用的大臣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结党营私,乱杀无辜,亦成为反对派反武则天的口实。神龙元年(705年),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发动政变,夺了则天之权,迎中宗李显复帝位,废“周”国号,恢复李氏的“唐朝”,中宗为则天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则天不久病死。
  
    唐中宗复位以后,皇后韦氏掌权,她勾结武三思,逐杀张柬之等大臣,又毒杀中宗,立重茂为帝(殇帝),自己临朝称制。就在此时,李隆基发动政变,杀韦后及其党羽,拥睿宗李旦复位。李隆基是李旦之子,被立为太子。李旦在位两年,即传位给李隆基,自称太上皇。
  
    2.开元盛世
  
    李隆基(685—762),即唐玄宗,史称唐明皇①。他在诛除韦后之前,已封临淄王,曾任中央和地方许多官职,经历过不少政治斗争,有较丰富的政治和社会经验。即帝位后,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为宰相,革除积弊,改善吏治,发展生产。在他统治的前期开元年间,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唐玄宗即位之初,即采取措施,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曾裁汰冗员,裁减闲散机构,慎选官吏,整顿吏治。又曾亲自复试吏部新任县令,斥退不合格者四十余人。
  
    唐玄宗重视农业生产。开元三、四年(715、716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他接受姚崇的建议,派出专使督察州县大力捕蝗,大大减轻了灾害。另外还在各地大兴屯田,加强对农田水利的管理。
  
    高宗以后,府兵制逐渐破坏。开元十一年,玄宗废府兵番上宿卫制,改用募兵制,即招募壮士充任中央宿卫。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又募人戍边。这样的兵制改革,节省了番上、戍边往来于途的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开元时期是唐朝最隆盛的时期。史书上说:“贞观之风,一朝复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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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之后,就开始迅速发展。
  
    1.农 业
  
    推广铁器牛耕 唐朝的农业迅速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铁犁牛耕进一步推广。在黄河流域乃至今甘肃、新疆地区,铁犁牛耕已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关于这一情况不仅在文献中有记载,在一些墓葬和敦煌、榆林石窟的众多的壁画“牛耕图”中,都有反映。其中多数为二牛抬杠,用长单直辕犁;少数用一牛耕田,犁有双长直辕,亦有短曲辕。犁均为铁制,多使用犁壁(鐴土)。这时在江南地区也推广牛耕,并使用曲辕犁。(唐)陆龟蒙《耒耜经》中详细记载了江东(今江南)所用曲辕犁的结构和使用功效。曲辕犁比直辕犁轻巧,犁辕上躬,便于深耕;牵引点低,犁架平稳;犁辕缩短,回转方便。这是古代步犁中最先进的类型。惟当时使用此种犁者极少,以用二牛抬杠者为最多。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这时边疆地区也在推广铁犁牛耕。
  
    兴修水利 唐代的水利事业有很大发展。唐前期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有一百六十多处。遍布于黄河中下游之南北,南到淮水和长江流域。一般渠塘,可溉田数百顷。如开元时在文水(今属山西)所修甘泉渠等,溉田数千顷。在彭山(今四川眉县)、武陵(今湖南常德)所修堰渠,各溉田一千余顷。
  
    所用灌溉工具也有进步,如辘轳、桔槔、翻车等传统汲水工具,已被普遍使用。此外,还在江南水田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灌溉工具,其中主要的有水车和筒车。水车和筒车相似,都是用巨型木轮缚若干木桶或竹筒于轮上,随水流转动,将河水汲至高处水槽中,引入沟渠浇灌。水车在北方也有推广。水碓、水磨、水碾也在广泛的使用。
  
    水利事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加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垦田与产量 唐初田地荒芜的很多,后来逐渐垦辟。至天宝年间,许多高山深谷地带也开垦出来,垦田面积达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亩产量也有增加。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青州、齐州一带,米价最低时每斗才五文。
  
    2.手工业
  
    唐代的手工业可分为官营和私营。
  
    官营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在唐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央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工部。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在市场上出售,只供皇室和官府消费。官营手工业中的劳动者有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官营手工业规模较大,分工较细,又有最好的工匠从事生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但官营手工业强制性劳动的特点突出,束缚了工匠们的劳动积极性。
  
    私营手工业 私营手工业主要是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其产品在纳税后自用有余时,也在市场上出售。手工业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有纸坊、毡坊、酒坊、铜坊、染坊、绫锦坊等。有的作坊规模很大,如定州(今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①由于政府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服役,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主要手工业部类 唐前期的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等。
  
    纺织业中以丝织业和麻织业最为重要。丝织品的主要产地仍在今河北、河南一带。主要品种有绢、绫、锦、罗、绮、纱等,花色繁多,图案精美,色彩鲜艳,织造精巧。当时生产的布绝大多数是麻布,麻织品盛产于南方,黄州(今湖北黄冈)的赀布是其中的上品。毛织品主要产于今西北地区。棉织品主要产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和岭南一带。当时棉布称为白叠布,已在内地销售。唐代的印染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夹缬、蜡缬、绞缬等印染方法都广泛流行,印染的花纹十分精美。
  
    陶瓷业在唐代有很大发展,制瓷技术亦有很大进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的青瓷类玉类冰,邢州(治今河北邢台)的白瓷类银类雪,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的青瓷、白瓷,四川大邑的白瓷,都很有名。陶器以唐三彩最为著名。这是一种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的铅釉陶器,因主要是青、绿、黄三色,故名三彩。
  
    唐代采矿业比较发达,主要矿产有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铸造业的规模以铸钱业为首。玄宗时,政府有铸钱炉九十九处,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另外还有许多私人盗铸钱。唐代的金属制造加工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武则天时曾在洛阳铸造高达一百零五尺的天枢,其下还有周围一百七十尺的铁山。盛唐的一些精美的金银器,采用了铸造、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当时可能已有了手摇脚踏的简单车床。
  
    3.商业与交通
  
    唐前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交通也迅速发展。
  
    商业与市集 当时的城市仍以政治性城市为主,纯商业性城市极少,但所有政治性城市都在程度不等地迅速增加商业城市的性质。京城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最大的商业城市。长安城周围七十多里,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等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工商业区,共有一百零八坊和东西两市。坊是住宅区,市是工商业区。市内出售货物的店铺称“肆”,经营同类货物的肆集中在同一区域,称“行”。东市有二百二十行,数千肆,四周还有许多为商人存放和批发货物的邸店。西市比东市更繁华,而且外商云集,“胡风”甚盛。当时各大城市和州以及多数县的治所都设有市。在乡村也有定期进行交易的场所,称为“草市”、“墟”或“集”。
  
    国内交通 唐代的交通相当发达。国内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至宋(今河南商丘)、汴(今开封),远达山东半岛;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成都;西北至凉州(今甘肃武威),远通西域;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南至荆(今湖北江陵)、襄(今襄樊),远达广州。国内水路交通有大运河贯通南北,黄河、淮河、长江与南方的许多河流湖泊形成纵横交错的水道网。国内海运也初具规模,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都有沿海航线。
  
    唐代驿传制度也有很大发展。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约每三十里设一驿,全国共有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来和文书传递。在水陆交通线上,还有私人开设的旅店,接待来往客商,供给食宿和马匹等。
  
    国外交通 唐与国外的交通亦甚发达。主要交通线有西北的陆路和东南沿海的海路。陆路由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西域,通往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从广州、扬州、登州(今山东蓬莱)、楚州(今江苏淮安)、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可达东南亚各国以及新罗、日本、波斯、大食等国。
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唐前期,疆域辽阔,东至大海,西越葱岭、巴尔喀什湖至咸海,南至南海诸岛,北越贝加尔湖,超过了汉朝极盛时期的疆域。辽阔的边疆地区民族众多,唐朝在这些地区设置了许多都护府、都督府,以行使权力。一些少数民族建立过地方政权,唐朝与这些地方政权有密切的联系。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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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7 9:34:00
归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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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唐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远远超过前代。所交往的国家遍及亚洲乃至非洲、欧洲的部分地区。
    
      1.东亚
    
      新罗 唐与新罗的关系很密切。新罗原居朝鲜半岛东南部,在唐前期,统一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史称“统一新罗”。其商船经常往来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山东、江苏之间。唐从新罗输入药材、皮毛、金银和工艺品等,向新罗输出丝织品,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精致的金银器物等。
    
      新罗在文化方面深受唐朝的影响。新罗派到长安的留学生是所有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传入新罗。朝鲜古代没有文字,最早使用的是汉文。七世纪时,新罗人薛聪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制了“吏读”,以帮助阅读汉文。雕版印刷术在唐末五代时传入新罗,佛教也由唐传入新罗。新罗的天文,历法、服饰、艺术、建筑都受唐朝的影响,各项制度也大都模仿唐朝。朝鲜文化也传入中国。如唐太宗十部乐中就包括“高丽乐”。
    
      日本 隋唐时期,日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从隋朝时起,即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到唐朝时达到高潮。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十三次,另外还有未能成行的及迎送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唐客使六次,共十九次。①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其中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他们长期在唐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他们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深受唐朝影响。起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汉字记事。九世纪时出现的日文字母“平假名”、“片假名”就是根据汉字创制的。相传平假名是学问僧空海所创,片假名是留学生吉备真备所创。日本的城市建筑深受唐朝影响,平城京(今奈良)即仿唐长安修建。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文具、文化典籍等大量输往日本。日本的彩帛、香药、珍宝等也输入中国。
    
      在唐代中日交往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和中国的鉴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唐玄宗时来中国留学,在中国五十多年,担任过唐朝的高级官员,工诗文,与王维、李白等是密友,后逝于长安。鉴真和尚俗姓淳于,扬州人,曾主持扬州大明寺。唐玄宗时,应日僧之请前往日本传授戒律①。十多年间,五次东渡都失败了,第六次东渡方获成功,此时他双目已失明。
    
      他除在日本传授戒律外,还将大量佛教经典、建筑技术、雕塑艺术以及医药书籍等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医学、雕塑、美术和建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后逝于奈良唐招提寺。
    
      2.东南亚南亚
    
      东南亚诸国 东南亚诸国在今中南半岛上的,有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堕和罗(今泰国南部)、骠(今缅甸南部)等国;在今马来半岛上的有盘盘、狼牙修等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有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诃陵(今爪哇)等国。这些国家都曾遣使与唐通好,有船只航行到中国。这里的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大象等,都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工艺品也大量运往这些国家。
    
      玄奘南亚求经 南亚的国家很多,最重要的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罽宾(今巴基斯坦北部)、尼婆罗(今尼泊尔)等,都与唐朝有经济和文化联系。如师子国的船经常来广州,是当时来我国的最大的船只。天竺的天文、历算、医学、音乐、舞蹈、佛学、制糖技术,罽宾的珠宝、名马以及犍陀罗艺术等,相继传到我国。我国的丝织品、纸张、造纸术等也传到南亚诸国。
    
      唐与天竺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围绕佛教进行的。当时中国的许多僧人曾前往天竺求经,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
    
      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今偃师南)人。贞观元年(627年),他为到天竺求经,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中亚,访问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他在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印度伽雅城西北)等地研习佛学,成为佛学大师,获得很高的声誊。贞观十九年(645年),他返回长安,带回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后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又撰《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旅途所见所闻一百三十八国的历史和地理等,这是研究中古时代中西交通和中亚、南亚以及西亚部分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3.中亚西亚
    
      波斯 波斯(今伊朗)是西亚的重要国家,地当丝绸之路的孔道。唐初即与波斯有使节往来。高宗时,波斯遭大食侵略,王子卑路斯曾来唐求援。波斯被大食灭亡后,波斯反抗大食的政治势力仍继续以国家的名义遣使来唐。许多波斯商人来唐经商,不少人留居长安、扬州、广州等地。
    
      波斯商人把珠宝、香料、药材等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也大量输往波斯。
    
      大食 大食是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史书上的名称,最强盛时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
    
      在中亚与唐为邻。唐高宗时,大食即遣使来唐。
    
      此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陆路和海路发展迅速。许多大食商人来中国经商,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集居地。他们运来香料、药材、珠宝等。大食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术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大量输往大食。造纸术、炼丹术、医学、养蚕和丝织技术也传入大食,并再传至其它地区。
    
      八、安史之乱
    
      1.安史之乱的原因
    
      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
    
      土地兼并严重是和均田制的破坏密切相关的。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并未改变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土地可以在各种名义下买卖,因而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后来均田制逐渐废坏,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到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初,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关系密切,因而极易成为边将的私人武装。同时边将的权力也在逐渐加强。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
    
      而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政事则先后委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妒贤嫉能,他掌权十九年,政治日益黑暗。他死后,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为相。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政治更加黑暗。朝廷直接掌握的武力也大为削弱,代替府兵的彍骑缺乏训练,战斗力差,无论数量、质量都远逊于节度使的武力。此时唐又与吐蕃、南诏多次发生战争。唐军攻南诏屡败,天下骚然,国力虚耗。
    
      2.安史之乱的经过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
    
      安禄山为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聪明能干,通晓六种少数民族语言。青年时代,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为低级武官,后升为高级将领。至天宝十载(751年)①,兼任平卢(治今辽宁朝阳)、范阳(治今北京)、河东(治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他竭力奉迎唐玄宗,拜杨贵妃为干娘,甚得唐玄宗的信任。他见唐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即生叛变之心。史思明也是胡人,官至平卢兵马使,与安禄山关系密切。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在范阳起兵,假传“密旨”,以讨杨国忠相号召,发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唐玄宗闻变之后,慌忙派封常清去洛阳募兵防守,又派高仙芝率兵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二将都被叛军打败,退至潼关,为唐玄宗处死。唐玄宗又派哥舒翰领兵二十万守潼关。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惶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又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享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帝位,即唐肃宗,年号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帝。
    
      唐肃宗即位后,依靠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又调集西北各路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南面则有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鲁炅(jiǒng炯)坚守南阳,挡住叛军南下的通道,保障了唐朝江、淮财赋的来源。叛军到处掳掠屠杀,入长安后,也大肆杀掠,关中和各地人民纷起反抗,叛军在多处战斗失利。
    
      至德二载(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庆绪自立为帝。郭子仪乘机率十五万大军收复长安,不久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至邺(今河南临漳西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大败唐军于邺城外,又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并乘胜再陷洛阳。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次年,唐在回纥兵的帮助下,夺回洛阳。史朝义退至河北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息,前后共经历八年(755—763年)。
    
      3.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这以后,朝廷的权力日益削弱,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民族关系方面,唐朝日益失掉“天可汗”的优势;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不断侵犯唐朝;在经济方面,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而江南的经济未遭破坏,日益发展,经济超过北方。
    
      九、唐后期的政局
    
      1.藩镇割据
    
      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势力不仅没有消除,相反却更加发展。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的余部,只得任命“安史”降将为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大名),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史称“河朔三镇”或“河北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安史之乱时,边兵大量内调,边防空虚,吐蕃、南诏乘机进扰。因而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又在西北,西南加强藩镇。为了巩固统治,在内地也实行“以方镇(藩镇)御方镇”的方针,在关中、关东、江淮流域广置藩镇,以求互相制约,防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可是这些藩镇往往不听命于朝廷,甚至自行任免官吏,自掌军队,自专刑赏,户口不报中央,赋税不交朝廷。于是逐渐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有些节度使亦不由中央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由将士拥立。他们之间有时互相火并,有时联合对抗朝廷,成为唐朝重大的政治问题。
    
      朝廷对藩镇的斗争 唐朝曾多次对藩镇进行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时期的两次斗争。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位,被德宗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发动叛乱。史称“四镇之乱”。德宗调兵平叛,梁崇义、李惟岳先后败死;但后来奉命平叛的卢龙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因对朝廷不满,也参加叛乱,致使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建中四年(783年),德宗调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兵五千人援救被李希烈叛军围困的襄城。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因犒赏菲薄而哗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拥朱滔之兄朱泚(cǐ此)为首领,称秦帝,以兵围攻奉天。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李怀光来援德宗,亦与朱泚联合反叛。德宗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后依靠李晟、马燧等将领,收复长安,消灭了朱泚、李怀光等叛军。李希烈为部下毒死,朱滔、田悦等自动取消王号,表示服从朝廷,这场叛乱才告结束。但河朔三镇和淄青镇并未把任何权力交还朝廷,朝廷软弱,只好妥协。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的长期实行和大量转运江淮财赋,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宪宗决心裁抑藩镇,于是再次展开了对藩镇的斗争。元和元年(806年),首先讨平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的叛乱。次年,又平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内讧,继任节度使田弘正归附朝廷,使河北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加强了朝廷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地位。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处攻掠。次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元和十二年,大将李愬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率兵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卢龙节度使刘总也先后归顺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又消灭了淄青的李师道。至此,藩镇暂时都服从中央的号令,但是藩镇割据的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唐穆宗时,河朔三镇再次叛乱,又割据一方。藩镇割据局面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
    
      藩镇割据期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难。朝廷能够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只能加倍剥削、役使控制区内的人民;藩镇在其控制区内更是增加赋税、兵役、徭役,滥施刑罚,对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统治。这些都阻碍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2.宦官专权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激烈。
    
      宦官专权 唐朝初年,宦官人数不多,只管宫廷内部事务,不与闻国家大事。至唐玄宗时,宠信宦官高力士,四方所上表奏,都先经他看过,再转呈玄宗,小事就由他处理,大事才由玄宗裁断。玄宗还派宦官出使或监军,甚至率兵出征。从此,宦官开始掌权。不过当时宦官的权力还比较小,要听命于皇帝。安史之乱后,宦官逐步掌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宦官能够专权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管禁军。唐肃宗时,宦官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开始掌管禁军。唐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也先后掌管禁军。但此时宦官掌管禁军还未成为制度。唐德宗时,由于朱泚、李怀光等将领先后叛乱,统率禁军的朝臣白志贞无能,致使他认为文臣武将都不堪信赖,只有宦官最为可靠,于是设统率禁军的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都以宦官担任。从此宦官掌管禁军成为制度。其次是宦官执掌机要。肃宗时,就曾让宦官李辅国宣传诏命,掌管四方文奏。代宗时,又设立执掌机要的枢密使,规定由宦官担任。于是宦官正式参预国家政事。两枢密使和掌管禁军的两中尉合称“四贵”,是最有权势的宦官,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权。他们能够任免将相,地方节度使也有不少出自贿赂中尉的禁军大将,各道和出征军队中也都有宦官监军。甚至皇帝的生杀废立,也由宦官决定。唐后期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宦官所立;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均为宦官所害,昭宗也曾为宦官囚禁。
    
      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专权骄横,引起皇帝和朝官们的强烈不满,朝官和宦官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宰相官署在宫廷以南,称为“南衙”;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在宫廷北部,称为“北司。”史称此斗争为“南衙北司之争”。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发生在顺宗和文宗时期的两次斗争。
    
      永贞元年(805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进行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这次改革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内容有免除民间的欠税和各种杂税,禁止官吏在正税以外额外进奉,罢去扰民的宫市,抑制藩镇割据势力,选拔人才,计划收夺宦官兵权等。改革受到了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在巨大的压力下,顺宗被迫退位称太上皇,立太子纯为帝(即宪宗),改革至此失败。王叔文先是被贬,后又被杀死;王伾死于贬所,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文宗即位后,对宦官的专权非常不满。太和五年(831年),他以宋申锡为宰相,谋诛宦官。事泄,宋申锡被宦官反诬欲立漳王李凑为帝,结果文宗反而贬逐宋申锡。太和九年(835年),文宗又任用李训、郑注等,再谋打击宦官势力。起初利用宦官内部矛盾,除掉了韦元素、王守澄等大宦官。后来李训又在同年十一月,让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大明宫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骗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往观看,准备在那里一举消灭他们。不料事泄,宦官派出禁军大杀朝官,李训、郑注、韩约和宰相王涯等都被杀。这次事件史称“甘露之变”。此后,宦官的权势更大,文宗直到死,都处于宦官监视之下。
    
      宦官势力延续百余年,直到唐末昭宗时,才被宰相崔胤借用宣武节度使朱温的兵力消灭。
    
      宦官专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方面,他们分帮结派,争权夺利,营私舞弊,以至废立皇帝,使政治更加黑暗混乱。在军事方面,各镇和出征军队中,都有宦官监军,破坏了军队的统一指挥,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削弱了朝廷对藩镇叛乱势力及民族反抗势力进行斗争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宦官大肆掠夺百姓的田产,又通过“宫市”,强买货物,敲诈勒索。总之,宦官专权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3.朋党之争
    
      牛李两党的形成 在中央除宦官专权外,还有朋党之争。所谓朋党之争是指朝官们拉帮结派,互相斗争。其中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牛李党争”。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和杨嗣复为首领的政治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和郑覃为首领的政治集团。牛李两党主要是由不同的仕进途径形成的。牛党是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的官僚集团。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三人都是进士出身,主张选用官员应通过科举考试,首先应看文采,李党是通过门荫进入仕途的官僚集团,李德裕、郑覃都出身于关东士族,都是宰相之子,主张按门第选用官吏,重视经学。两党互相轻视,互相倾轧,进行着激烈的门户之争。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总的来看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是非问题。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如何对待科举取士。李党主张废进士科,按门第取士。牛党则赞成科举制度,反对按门第取士。在这个问题上,牛党胜于李党,因为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虽然也有弊病,但总比按门第取士要合理进步。二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李党重视统一,主张以武力讨伐藩镇的叛乱。而牛党多主张对藩镇妥协姑息,只求平安无事,不求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李党胜于牛党。因为藩镇割据对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民的生产、生活等,都有极大的危害。
    
      牛李党争从宪宗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宣宗时期,前后斗争数十年。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在文宗时期,当时两党势力不相上下,每逢议政,总是争吵不休。文宗对此也无可奈何。武宗时,李党得势,牛党的首领被贬逐到岭南。宣宗时,牛党重新得势,李德裕被贬逐,死于崖州(今海南省琼山)。至此牛李党争才基本结束。
    
      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是唐后期政治的三个特点。三者互相交织,使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加剧,唐朝逐渐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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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唐后期社会经济的变化
    
      唐后期,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自北魏以来实行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地主田庄迅速发展起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按丁征收赋税的租庸调法也随之废坏,出现了按财产收税的两税法。这些变化都是中国封建经济和赋税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同时,南方经济发展较快,逐渐超过北方。
    
      1.地主经济的发展
    
      均田制的瓦解 唐朝初年实行均田制时,虽有“田里不鬻”的规定,可是也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买卖。所以当时就存在着土地兼并的情况,不过还不太严重。武则天至玄宗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遭到极大破坏。至两税法实行,宣告均田制彻底瓦解,从此,土地兼并就不再受任何限制,大量的田地更加迅速地向地主手中集中。
    
      地主田庄的发展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许多自耕农贫困破产,成为地主的佃户,地主由此而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他们把一片片相连的土地组成田庄,进行生产和剥削。田庄又名庄宅、庄田、庄园、田园、田业、别业、别墅等。唐前期即存在田庄,安史之乱后,田庄在各地普遍发展起来,而且成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田庄大致可分为皇帝私有的皇庄、政府所有的官庄、官僚贵族的田庄、一般地主的田庄、寺院的田庄等,其中多数是官僚贵族和一般地主的田庄。田庄的经营多采取租佃形式,即把土地出租给佃户,收取实物地租。佃户被称为客户、庄户、庄客等。他们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
    
      2.财赋制度的改革
    
      财政危机 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均田制的破坏,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掉土地,到处流亡,大量的农民脱离户籍,成为地主私家的佃农。安史之乱以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据统计,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国家控制的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其中纳税人口只有二百三十七万零七百九十九,与天宝十四载(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口减少了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纳税人口减少了五百二十一万零四百三十二。这种状况使封建国家的收入锐减,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一是整顿均田制,把流民、客户重新安置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上。但由于土地兼并迅速发展,恢复均田制的努力失败了,通过整顿均田制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措施收效甚微。二是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如酒税、青苗钱、间架税、除陌钱、茶税、借商、白著等,扩大赋税剥削范围,这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八世纪后半期至九世纪初,从长安、洛阳附近到江淮地区,到处都爆发过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虽先后被镇压下去,但社会危机却日趋严重,唐朝的财政已面临崩溃。
    
      刘晏理财 唐朝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进行以财政和赋税制度为主的改革。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建议实行榷盐法。即国家在产盐区设盐院,居民凡以产盐为业者,免其杂徭,隶属于盐铁使,所产盐由国家统购专卖。人民私煮盐者判罪。盐价由每斗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国家赚钱很多,初步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上元元年(760年),刘晏任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又兼任转运常平等使,进一步整顿财政。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
    
      (一)进一步改革盐法——撤消非产盐区的盐官,只在产盐区设盐官,统购亭户(产盐户)生产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其运到各地出售。后来又取消州县加收的榷盐钱,禁止征收通过税,以保持盐价平稳,便于转运。这样,到代宗大历末年,盐税收入从初创时的六十万贯增加到六百余万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
    
      (二)整顿漕运——为了由江淮向关中漕运粮食,他疏浚了运河,建造了坚固的漕船,并以盐税雇用船夫,不再在沿河州县征发丁役。另外,还继续使用行之有效的分段转输法。经此整顿后,不仅降低了漕运的运费,减少了损耗,提高了效率,而且还免除了沿河人民挽船的艰苦劳役。
    
      (三)实行常平法——在各道设巡院,以勤廉干练者为知院官,让其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政府遇贵则卖,遇贱则买;同时还让其每旬每月上报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在丰收地区,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买粮食;在歉收地区,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卖粮食。这样就使政府能及时调整物价,稳定市场,政府也获得了大利。
    
      另外,刘晏还提前筹划各地的蠲(juān捐)免、赈济事宜,减少了逃亡现象。
    
      两税法 唐朝政府实行的一系列理财措施,虽然在一定时期缓解了财政困难,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赋税征收中的混乱现象和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因之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是对当时赋役制度较全面的改革。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一、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二、不分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交纳赋税。三、不再接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四、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六、“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
    
      两税法的进步意义:一、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二、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又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三、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但是两税法也有许多弊病。实行两税法后,土地兼并由于不再受任何限制而发展得越发严重。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致使税额不断增加,而且后来两税之外又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两税法规定户税钱要折合成布帛交纳。后来由于货币不足,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即货币增值,物价下跌。刚实行两税法时,一匹绢值三千二、三百文,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前后,仅值一千五、六百文。如果原来交纳一匹绢,此时就要交纳两匹,致使纳税者的实际负担增加。
    
      3.南方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后来北方又有藩镇的割据混战,所以北方的社会经济屡遭破坏,恢复、发展缓慢。南方没有受到这些破坏,社会比较安定。北方人民为了逃避战乱,大量南迁,使南方不仅增加了劳动人手,还获得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所以唐朝后期,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逐渐超过了北方。
    
      农业 唐后期,南方农业的发展与水利工程的兴修有密切关系。唐前期兴建的水利工程是南方少,北方多。唐后期兴建的水利工程则是南方多,北方少。南方修建的水利工程不仅数量多,有些水利工程的规模也很大,如练塘、孟渎、仲夏堰等都能灌溉成千上万顷以至几个县。唐后期,南方备地开垦了许多湖田、渚田、山田,这使水域、山区的土地也得到利用。
    
      水利的兴修和土地的垦辟,使江南的粮食生产大为增加,居于全国首位。
    
      手工业 唐后期,南方手工业有很大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唐后期,南方丝织业有较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北方。如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缭绫,宣州(今安徽宣城)的红线毯,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贡绫,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蜀锦等都很著名,棉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岭南,棉织业就比较普遍。
    
      唐后期,南方的造船业很发达。官府经营的造船业规模很大。刘晏曾在扬子县(今江苏扬州)造船二千余艘。民间造的大船也很多,著名的俞大娘航船,载重上万石。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大者长达二十余丈,载客六、七百人。在荆南一带,还出现了用脚踏动两轮前进的轮船。
    
      唐后期的造纸业比唐前期更为发达,重要产地多在南方。益州的麻纸、浙东的藤纸、韶州的竹笺、宣州的宜纸、扬州的六合笺、临川的滑薄纸等都是著名产品。
    
      制茶业在唐后期有很大发展。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各地,制茶业具有相当规模。如歙州祁门县有十分之七、八的人以种茶、制茶为业。唐德宗时,开始收茶税,后来茶税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收。宪宗时,仅浮梁一县每年的茶税就有十五万余贯。在制茶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唐人陆羽写了《茶经》一书,记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饮用方法及用具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论茶专著。
    
      商业和草市 唐后期的商业有很大发展,南方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长江流域的城市比以前更多,更繁荣。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的集散地;许多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在此经营珠宝等奢侈品,商业十分繁荣。益州(今四川成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生产的丝织品、食盐、纸张、瓷器等,多由此运销外地,商业也很繁荣。所以当时谚称“扬一益二”。即扬州居天下第一,益州居第二。洪州(今江西南昌)、鄂州(今湖北武汉)都是长江流域繁荣的城市。苏州、杭州是新兴的商业城市。在沿海,除广州外,泉州和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
    
      由于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原来住宅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的旧制度,在扬州等一些城市开始打破,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市。在扬州等大城市中出现了夜市,打破了日落闭市的旧制。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经营钱物存付,代人保管钱物,向存钱物者收取一定的柜租、凭书帖或信物支付钱物。这种书帖类似于后世的支票。飞钱又称便换。商人在长安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或某军、某使、某富家,然后带着当事人付给的文券,到目的地凭文券取钱。这种文券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都是商业发展、交易频繁,营业额巨大的产物。此制产生后,减少了支付钱币的麻烦,避免了携带重金走远路的危险,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由于商业的发展,唐后期在各州县普遍设置管理商业活动的市令。在农村的交通要道上出现了更多的草市、墟市,这些市定期交易,交易后即散去。其中有些草市、墟布生意兴隆,迁来定居从事交易或谋生活的渐多,就发展成为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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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唐末农民战争
    
      1.起义背景
    
      土地兼并 唐朝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至唐朝末年,已出现“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①。地主官僚的大小庄田遍布各地,大者有田上万顷,而大量农民却失掉土地。土地兼并是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基本原因。
    
      赋税繁苛 唐后期,由于对藩镇和边疆各族战费的支出,官僚机构膨胀以及统治集团生活奢侈等原因,政府的财政支出日增,不断加重赋税。初行两税法时,规定定税计钱,折钱纳物;但由于铜钱的流通额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致使钱价不断上涨,物价不断下跌,即使税额不变,纳税者的实际负担也在增加。地方官更是任意增加税额。在不断提高的两税之外,政府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收取各种杂税,如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木炭、食粮、布绢、牲畜等都要收税,几乎是无物不税。另外,还通过盐、茶、酒的专卖来榨取人民。其中对人民危害最大的是榷盐。开元十年(722年),唐朝政府开始征收盐税。当时的盐价是每斗十文。乾元元年(758年),实行榷盐政策,盐价猛增到每斗一百一十文。至德宗时(780—805年),又增到每斗三百七十文。以至民间有用数斗谷子换一升盐的情况。官盐价过高,人民或被迫淡食,或买价钱较低的私盐。政府为垄断盐利,严禁贩卖私盐,致使矛盾更加激化。
    
      唐朝政府还通过“和籴”、“和市”等,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买人民的粮食、布帛,有时甚至不给钱。懿宗以后,政府的财政危机严重,经常向农民预征两三年的赋税,使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有些地主把他们的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头上,甚至兼并了农民土地,仍要农民交纳赋税。破产逃亡户的赋税也被官府强加到未逃户身上,这就使未逃户也走上破产逃亡之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统治集团腐朽贪残 唐末的皇帝都是昏庸之辈,生活上极端奢侈,只管游乐挥霍,以至府库空虚,政治黑暗。官僚们贪污受贿成风,懿宗时的宰相路岩生活豪奢,擅权纳贿,仅他的亲信边咸的家产便可供两年军饷。咸通十年(869年),陕州大旱,有百姓告灾,观察使崔荛(fào饶)竟指庭院中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①并痛打告灾者。
    
      唐末,翰林学土刘允章曾向皇帝上书,指出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入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这说明了唐朝至此时,已危机四伏,再也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
    
      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农民在裘甫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并很快攻占象山、剡县(今浙江嵊县)等地,队伍发展到三万余人,又连下上虞、余姚等县。次年七月失败,裘甫被杀。咸通九年(868年),驻守桂林的徐州、泗州戍卒八百人又发动兵变,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结队北归。至徐州时,已发展至十万人。占有今山东南部、安徽和江苏北部广大地区,屡败唐军。至次年九月,庞勋战死,余部败逃,后多加入黄巢军中。
    
      2.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
    
      黄巢、冤句(今山东荷泽西南)人,曾以贩私盐为业。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等率领农民数千人在长垣(今属河南)起义,黄巢于次年起义响应。后与王仙芝会师,队伍发展到数万人。
    
      转战南北 王仙芝、黄巢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熟悉各地情况和交通路线,具有和官军斗争的经验。他们领导起义军采取了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方针。乾符三年(876年),攻克汝州,包围郑州,洛阳为之大震。后来,在湖北时,王仙芝动摇,欲接受唐朝的招降,遭到黄巢等人的坚决反对,未成事实。但是起义军也开始分裂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上转战于今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一带;一支由王仙芝率领,继续在今湖北和河南南部战斗。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王仙芝在湖北黄梅战死,其士卒的一部由尚让率领北上,并入黄巢部;另一部南下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一带。
    
      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有部众十余万人。由河南率军南下,进入湖北,再渡长江,进入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并攻克福州。乾符六年(879年)九月,攻占广州,部众号称百万。黄巢向全国发布檄文,宣告将北上。指斥朝廷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纲纪败坏,用人惟亲。宣布“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①黄巢又分兵西取桂州(今广西桂林),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
    
      起义军在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由于不服南方水土,军中疾疫流行。十月,黄巢率领起义军北上,自桂州乘大木筏,沿湘江北上,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消灭唐军十万。后又占领江陵,转战于湖北、江西、安徽、浙江一带。
    
      广明元年(880年)五月,起义军歼灭唐招讨都统高骈的精锐部队,杀其骁将张璘。七月,由采石渡过长江,进入河南。十一月,起义军六十万向洛阳进军。黄巢以“天补大将军”的名义向唐朝藩镇发布文告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②这个文告把斗争锋芒集中于唐最高统治者,分化了敌人的营垒,减少了进军的阻力。起义军不战而克洛阳。十二月,攻克潼关。唐僖宗仓惶出逃成都。黄巢率领起义军进入长安,百姓夹道聚观,起义军大将尚让向居民宣慰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③
    
      建立大齐政权 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以尚让、赵璋、崔璆等为宰相;并宣布唐朝官员三品以上者停职,四品以下者留任。还命令唐宗室、王侯、官员一律向农民政权自首。
    
      黄巢败死 黄巢起义军犯了流寇主义错误,只知打仗,不重视政权建设。起义军进入长安后,没有乘胜追击逃往成都的唐朝廷,也没有去消灭关中地区的藩镇势力和中央禁军残部,致使假投降的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得以纠集力量与起义军对抗;使唐朝廷亦得到喘息之机,利用南方财富,重新集结力量,向起义军反攻。
    
      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唐朝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率军进攻起义军。四月,唐军包围长安。次年九月,起义军驻同州的将领朱温叛变降唐。唐朝任其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起义军处境更加困难。中和三年(金统四年, 883年),唐朝引沙陀贵族李克用前来进攻起义军。起义军退出长安,转向河南。又遭朱全忠(温)和李克用等部的追击。尚让叛变降唐。黄巢率千余人退至泰山,为唐军所追及,黄巢在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自杀。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至此失败。
    
      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黄巢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这次大起义历时十年,起义军转战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纵横今十二个省区,行程数万里。这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少有的,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亦属罕见。发扬了中华民族的光荣革命传统。
    
      (二)起义军给腐朽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起义军虽然后来失败了,但唐朝的统治已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三)起义军在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给士族地主以致命打击。从此以后,自汉魏以来曾盛极一时的门阀士族阶层基本上被消灭,广大农民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许多奴婢被解放为平民。阶级关系有较大变化,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也有所缓解。
    
      (四)这次起义还表现出了农民的“平均”思想和要求。起义军领袖在称号上加以“平均”、“均平”等字样,虽然还不是明确的起义纲领、口号,但肯定是起义农民的主要政治、经济要求的反映。这样的要求的提出,在当时,对于农民起义很有号召、动员作用;对于后代的农民起义也有很大的影响。
    
      3.唐朝灭亡
    
      黄巢大起义后,唐朝的统治已虚弱不堪,地方上的藩镇势力又有所发展,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各地节度使及一些刺史纷纷割地称雄,互相攻战。在经过兼并之后,形成了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据今河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据今山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据今陕西凤翔)、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据今河北北部)、镇海节度使钱镠(据今浙江)、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据今江苏扬州一带)、西川节度使王建(据今四川成都一带)等几个强大势力。其中又以朱全忠和李克用的势力最强大。朱全忠、李茂贞、李克用等都企图控制朝廷,以号令全国。此时朝廷里的宦官、朝官之争仍在继续,他们都分别勾结藩镇作为外援。天复元年(901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尖锐化,宰相崔胤勾结朱全忠进军长安,宦官韩全诲劫持唐昭宗逃往凤翔,依附于李茂贞。朱全忠率军攻凤翔,李茂贞屡败。天复三年,李茂贞与朱全忠和解,杀韩全诲等人,并将昭宗交给朱全忠。昭宗回长安后,朱全忠杀宦官数百人,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至此结束。
    
      天祐元年(904年)初,朱全忠派其部下杀死宰相崔胤等人,又挟持昭宗迁都洛阳。当年八月杀死昭宗,立昭宗幼子十三岁的李柷(chù处)为帝,是为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废哀帝,改国号梁,史称“后梁”;自立为帝,即梁太祖;年号“开平”,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唐立国二百八十九年(618—907年),至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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