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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布告天下臣民的文书——石刻诏书
发布日期:  2020-07-03  访问量:    字号: [] [] []
简介:





其一长85㎝,宽36㎝;其二长88㎝,宽37㎝

1972年出土,现收藏于昭陵博物馆


两件石刻诏书分别记录了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封女儿李孟姜为临川郡公主和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按朝例进封庶姊为临川郡长公主的诏书内容,是唐王朝在安葬临川郡长公主时,为了突出长公主身份的尊贵,而将当年下发的两份诏书勒石形成的珍贵文物。

录文如下:

(贞观十五年诏书石刻)

门下:第十二女幼挺幽闲,地惟

懿戚,锡以汤沐,抑有旧章。可封

临川郡公主,食邑三千户。主者

施行。

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中书令驸马都尉安德郡开国公臣杨师道宣

兼中书侍郎江陵县开国子臣岑文本奉

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臣马周行

侍  中  阙

兼黄门侍郎清苑县开国男臣洎

朝请大夫守给事中臣行成等言

诏书如右,请奉

诏付外施行。谨言。

贞观十五年正月廿日


制可


正月廿日申后都事郭长者受

左司郎中仁师付主爵

尚 书 令 阀

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师上柱国梁国公玄龄

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申国公在京

光禄大夫尚书上柱国陈国公在京

中大夫守吏部侍郎骑马都尉在京

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左丞护军济南县开国男皎

告临川郡公主:奉被

诏书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王赡

朝散大夫守主爵郎中立本        令史魏感

令 史

贞观十五年正月廿日下

(永辉元年诏书石刻)

临川郡公主

右可长公主。

门下:高密长公主等:禀庆紫宸,连附璇极,宜加徽号,式允旧章。可依前件,封并如故。主者施行。

永徽元年正月廿三日

中书令河南县开国公臣褚遂良宣

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臣柳奭奉

朝议大夫守中书舍人臣来济行

兼 侍 中 臣 行 成

黄 门 侍 郎 阙


朝议大夫守给事中乐平县开国男臣祥道等言

诏书如右,请奉

诏付外施行。谨言。

永徽元年正月廿三日

制可


正月廿四日午后都事赵师才

守左司郎中范付主爵

左匡政阙

右匡政阙

司列大常伯阙

太中大夫守司列少常伯兼检校太子右中护上轻车都尉

中散大夫守左肃机河南县开国公孝友

告临川郡长公主:奉被

诏书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 季 方

司封员外郎范丘 令史  刘 僧

总章二年二月十五日给书令史王弘奖

永徽元□正月廿四日下

贞观十五年诏书石刻为青石质,右角处断裂。阴刻正书29行,每行字数不等,字体大小参差。该石刻诏书分为三个部分:一至八行为第一部分,前五行是中书省以皇帝的名义撰写的诏书,开头即称“门下”,表明是送往门下省的,写于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九至十五行是第二部分,为门下省于中书省文到翌日所撰。由刘洎、张行成等签名,表明赞同中书省所拟诏书,随即呈送皇帝,是为“覆奏”。据《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覆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可知“制可”二字及“请奉诏付外施行”本应由门下省覆奏后由侍中所书,但诏书中“侍中阙”,故当为门下省其他官员所注。  

余者为第三部分,由尚书省所撰,表明尚书省尊旨施行。因唐太宗在武德年间曾居“尚书令”一职,其后不复授人,故“尚书令阙”。“正月廿日申后”即诏书由门下省送达尚书省的日期、时辰,据《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都事本尚书都令史之职”,唐置六人,从七品上;左、右司郎中为尚书省属官,唐各设一人,从五品上。“主爵”指主爵司,是吏部专掌封爵事务的机构;“仁师”似为崔仁师。文末所署“令史魏感”等为负责奉行诏书的主爵司经办官员。此段文字中,房玄龄及唐晈为本人签名;“申国公”指高士廉,“陈国公”指侯君集,“驸马都尉”指苏勖(尚高祖女南昌公主),“立本”指阎立本。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幸洛阳宫。”辛巳为正月十九日,可知草诏当日太宗在洛阳宫;诏书上署“在京”者留守京城,其他官员则随驾洛阳。由此可见该石刻诏书和历史的相互印证。

永徽元年诏书石刻的质地、字行数及行文格式与贞观十五年石刻诏书相仿,这里不再赘述。该石中部纵向断裂,接衔处部分文字漫漶。

诏书是皇帝布告天下臣民的文书。在周代,君臣上下都可以用诏字。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君主制的国家后,自认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从此诏书便成为皇帝布告臣民的专用文书。诏书在西周时分为“诰命”和“敕命”两种,原是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汉代的开头大多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魏晋南北朝时的诏令与汉代相仿,但皇帝即位诏书中多有“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一语。

唐代诏书分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等七种形式,一般由中书省撰拟起草,以一本为底,一本为宣;底本留中书省,宣本送门下省;门下省审覆后再颁于尚书省奉行。所以在颁行的制书之首往往是“门下”两字。而并非我们在电影或是电视剧里看到的:某公公手捧黄缎诏书,用拖长变调的声音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再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结尾,可谓千篇一律。

这两件石刻诏书,是按照当时颁发诏书原样所刻,字数不多,却集聚了名相房玄龄、名臣岑文本、书法家褚遂良、领旨人临川郡公主等大人物,可谓名家云集。文字书写端庄秀丽,圆润舒展,且行文极为洗练,几乎达到无可增删的程度,其内容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为我们研究唐代诏书的格式、书写规格及唐代宫廷册封制度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实属诏书中的翘楚。

石刻诏书,除在昭陵陪葬墓中的唯一性外,其他地方亦不多见。一般的纸、绢等质地的诏书很难一直保存下去,但这两件诏书保存完整,字迹清晰,内容详细,纪年明确。就这样,纸或绢质的诏书借助石刻,跨越了千年时光,呈现在我们眼前,成为唐代帝王发文的珍贵历史凭证。

临川郡长公主,《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太宗二十一女》有传,其墓志也同石刻诏书一同出土,该石刻诏书可与史料互校互补,弥足珍贵。

(昭陵博物馆: 周铁  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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